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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再审制度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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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再审制度之改革

内容摘要:民事司法改革涉及民事审判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大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入手,简要分析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着重浅析了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的抗诉权,并提出相应改革措施。
关键字:再审程序 抗诉权  审判监督
“再审程序,是指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调解协议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使用的程序。”①在诉讼理论上,再审程序的价值定位历来有两种立法主张和理论趋势,即法的正义性和法的安定性。在再审程序中,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要求再审制度以纠正实体裁决错误为核心。而法的安定性则要求依正当程序完成的生效裁判应具有稳定的效力,不可轻易地变动。法的安定性是西方国家再审程序广泛适用的理念,尤其在判例法国家,因确定的终局裁判即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科学地对待生效裁判被置于突出的地位。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沿袭前苏联民事诉讼的模式,将发现真实进而维护当事人权益作为惟一的法的价值目标,进而将再审制度作为纠错的基本手段,此为轻程序重实体误区的又一表现。
我国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条件及程序。条件:其一是案件已按一审或二审程序审结,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其二是裁判确有错误。程序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各级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提起再审,由院长提出,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需要再审的,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案件已上诉则此责任由上诉法院完成;第二种情况是最高法院提起再审,自己提审的,裁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并提卷再审;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指令下达之日为提起再审之日,下级法院中止原裁判执行的裁定,由原审法院作出,审理后的裁判应报最高法院;第三种情况是上级法院提起再审,其程序与最高法院提起再审的程序大体相同。
第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及程序。条件: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认为确实有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对已生效的调解书,能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所达成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可以申请再审。但有限制性规定:对生效的离婚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内提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对生效裁判向原审法院或者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应注意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具体条件:[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贪污受贿、衔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第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条件和程序。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具体条件除去第一项外完全相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已经效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抗诉,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地方各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按照规定提请上级检察院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检察院应当制作抗诉书;对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再审程序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再审程序作为我国两审终审制的补充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第三审乃至第四审、第五审………不过这种‘补充’早已突破了其作为一种例外补救的或然性,从而使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违背了当初的立法宗旨。”①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制度比试行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实际运作中不够理想。下面就提起再审程序中的第三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条件和程序(一般我们称之为抗诉权)进行分析。
(一)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运用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为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个别的甚至采用刑事侦查手段,并往往只注意收集有利于申诉人的证据,而不收集或隐去对申诉人不利的证据,以此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检察机关是否具有民事案件的法定调查权,法院对检察机关调查获取的新证据如何进行质证,对“新证据”如何理解,法律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二)“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范围模糊”②。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抗诉权行使中自由裁量空间较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当事人申诉的欲望,但抗诉质量不高,成功率偏低,既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也不利于维护法院的权威性和裁判的既判力。最高法院先后作出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非终局性裁定的抗诉权进行限制。最高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
案细则》中对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抗诉事由进行了具体规定,且不论其检察机关解释本身的正当性,就该办案细则中提出的诸多观点而言,很多地方尚有商榷之余地。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行使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或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来确定均为不妥。
  (三)抗诉期间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对检察机关从受理立案到提起抗诉,法院从接受抗诉到进入再审程序的时限均缺乏相应的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民事抗诉案件久拖不决严重积压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在上诉期间内不上诉,或者不按时交纳费,被法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或在上诉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或者当事人在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以后,转而求助于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四)民事抗诉制度的不严谨,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恶意钻法律“空档”。一审法院判决下达后,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使一些案件从一审直接进入再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突袭,拖延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同时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诉讼风险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将部分诉讼成本转嫁给国家。这种舍弃上诉、追求抗诉的做法也会不同程度地弱化法定上诉功能的有效发挥。甚至有的抗诉案件涉及争议标的额较小,而且案件又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而当事人一再申诉,以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进入再审程序,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
(五)强行对当事人自主处分裁判结果的权利加以干预,使部分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受到公权力的侵入。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另外,有些案件,法院裁判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当事人可以接纳的范围内,当事人为避免诉累或出于自身各方面因素利弊权衡而决定服判,而检察机关却不顾当事人的选择坚持提起抗诉,违背了民事领域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
“人民检察院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其职权范围主要是公法领域,而其代替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显然是对私法领域的干预,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必要的。”①
当事人不告不理,诉讼程序的启动须由当事人发起。法院则在诉讼活动中居中裁判,处于一个消极仲裁者的角色。一旦判决、裁定生效,如果不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存在不
当,只要当事人双方没有提出再审申请,法院原则上“不告不理”,不应当自行启动再审程序。因为当事人基于诉讼成本等因素而不愿申请再审,实际上是当事人对法律赋予其诉权的一种处分,对此法院应予尊重,无须干预,以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而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履行监督职责,这种公权力介入显然不是为了当事人私法上的某种利益,最起码不是以当事人私法上的利益维护为出发点,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申诉请求,检察机关原则上不应干预,以维护或尊重法院的既判力。据此,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开辟案源、上门揽案的做法应当避免。
     显然,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是一种权力制衡,是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制衡,以防审判权的滥用,当然这应由当事人提出申诉,检方才介入。除非法官涉嫌徇私枉法,以及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检方一般应当尊重当事人对私权利的处分。民事抗诉的目标是追求司法公正,监督、纠正法院错误的裁判,站在维护法制尊严的超然立场,它与诉讼标的、对象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完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当然抗诉的结果在客观上常常会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但这不是抗诉的价值目标,而是抗诉引申的客观结果,不是检方的主观目的。“检方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除了维护司法公正之外也没有个人的任何私利,那种认为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会破坏诉讼当事人地位平衡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①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检查机关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合理。最终必须确立当事人为发动再审程序的惟一主体。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要一步到位实现当事人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惟一主体,时间尚不成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就目前的司法改革来看,应该采取完善的方式,在最大限度内达到法的正义性和安定性的结合。
现阶段我们应该建构民事抗诉制度。建构民事抗诉制度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应该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抗诉案件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抗诉的权利,但对哪些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属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范围未作具体规定,造成人民检察院对任何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均行使抗诉权,因此,有必要界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行使抗诉权的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即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判决提出抗诉的范围,除了按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如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选民资格的民事判决以及适用公示催告程序作出的除权判决之外,其它生效的民事判决均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对生效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的范围,除了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范围
外,其它生效的民事裁定,如先予执行的裁定、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适用破产程序作出的裁定、诉前或者诉讼保全作出的裁定、人民法院就诉讼费负担作出的裁定,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的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撒诉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裁定等,均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范围。
二是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程序应当受到时间限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而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限(包括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期限)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立法上不明确公权机关监督的期限,实质上是一种只追求实体法绝对正确,而忽视程序公正的价值并不计诉讼成本的做法,容易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纠讼,也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的最终价值无法确定与实现。同时,这种无法定期限的监督有时往往会变成了人民检察院的无监督。因此,应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行使抗诉权的期限为生效裁判的二年内。这种规定抗诉期限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可以促使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行使监督权,对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出抗诉,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裁定其最终法律价值很快的得到确定,既可以避免浪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累讼。第三,明确限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既是符合市场经济效率原则,也可以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相互一致。为了使这种法律所确定的民事关系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迅速的实现和稳定,限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行使抗诉权的监督期限为二年不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可以避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有个别的民事判决或裁定生效二年后,当事人又通过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其它方式提起再审,体现不出法律的一致性与严肃性。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对一般的民事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二年,而给人民检察院二年的监督期限是相当足够的。应当明确指出: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人民检察院行使民事抗诉权不受抗诉期限的限制。
三是人民检察院不应多次行使民事抗诉权。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二年,但并不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裁决提出抗诉的期限和次数,致使大量无期限限定的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而启动再审程序,时刻挑战着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如此以来,很多当事人的合法诉求都没法在合理的期限内得到满足。“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了提高民事审判监督的质量与权威,尽量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以免造成累诉。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启动再审程序应当实行一次再审不再受理的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根据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只能给当事人一次性的司法救济机会,不论是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抗诉,还是
人民检察院主动发现原裁判存在错误提出抗诉而启动再审程序,时间均为生效裁判的二年内,且只能是一次,即再审程序应当实行一审终审。要么当事人自己申请再审,要么当事人通过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抗诉,任何一种渠道启动再审程序成功后,不可再有第二种启动再审程序的途径,即对生效裁判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多元化改为一元化。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克服人民检察院的多次行使民事抗诉权,避免影响到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尊重和服从。
中国司法改革的内发性动力起源于现行司法体制及其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再审程序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当前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必须结合国情,努力使改革和本土资源进行兼容,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实现司法公正和正义这一终极目标。





主要参考书目:

齐树洁:《民事程序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二版
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第一版
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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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5/4/17
来自: 作者:邵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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